世界上那么多人，我们能遇见和交往的人那么有限。朋友经常这么感慨，很遗憾的样子。我说，是啊，所以凡是遇见的都应该发生点什么，以弥补对那些从没见过面的人的相思之苦。朋友哈哈大笑。我说，我们之间能认识也很不容易。我看着她，眼睛里故意带点情愫。朋友大惊小怪地，你想干什么。

杨有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名字。朋友第一次说起他，有一位台湾设计师来了，想认识你，他的名字保证你一辈子不会忘记，杨贵妃。朋友没说完就笑起来了，我也觉得有趣。后来看到他的名片，才知道写法是杨瑰菲。

杨的打扮很有80年代初期的台胞风格，头发光溜溜地梳向脑后，稀稀疏疏，看起来还很精神。白色的西装，金丝眼镜，彩色领带，是80年代的有钱有文化的那种。

杨当然不是20多岁的年轻人，据朋友说他是台湾有名的设计师。我问设计什么，朋友说比如台湾大选时候选人的公众形象什么的。台湾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场无止境的社戏，天下大事也无非演戏和看戏，在那里生活的人应该一打开电视就笑呵呵的。

跟杨见面的时候，是晚上。我的眼睛有点近视，再加上咖啡厅黯淡的灯光，让我觉得整个场景包括杨这个人都有点鬼魅。我的身子往后靠，特意拉开一点距离仔细审视了一番已过中年的杨，还是觉得他身上某些地方怪怪的。实在忍不住，就问杨，你的脸我怎么感觉很特别。杨莞尔一笑，你靠近点看。他笑起来的时候真像一个女人，因为脸太瘦了，所以应该是风月场中地位比较低下的那种女人。

我没有靠近他看，杨自己摘下金丝眼镜递到我手里。我惊叫一声，我的天，原来那眼镜根本就是一镜框，没有镜片。不是没有镜片吗，为什么还戴呢？我很奇怪。杨说，西方修养好的男人是绅士，在中国修养好的男人是文人雅士。我就奇怪现在的年轻人非要戴隐形眼镜，你看男人戴眼镜多帅。我和他一起笑起来。我说，那你根本不近视了。杨说，我眼睛好得很，每次回到祖国，都会有同胞盯着我的眼镜跟我说，台湾就是不一样，镜片这么亮这么薄。

钱在看杨来实在是太好赚了，杨说，我下辈子都赚不完。台湾大地震之后，杨的弟子跟他说，设计公司看来要倒闭了。杨说，这恰恰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台南的旅游景区都被破坏了，刚好可以重新开始，重新规划设计，政府投入大把钱重建，我们拿它几十万算什么。

杨的父亲去世的时候，杨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系列葬礼纪念品，传记啊、卟告啊，都设计得精美无比。杨说，这新开发的设计产品已经由我弟子拿去赚钱了。每天都有人死，每天都有葬礼要举行，你说这市场潜力是不是很大。

我在想这葬礼的设计应该很急吧，是在人看起来要死的时候请设计公司还是人一死就请设计公司来形象策划呢？参加精心设计过的葬礼也是蛮值得的吧，至少哀悼得很有品味。

想想活着的人总是很繁忙的，那么多活动要策划，那么多事情要开展得漂亮。尽情地演戏和投入地看戏也蛮好吧。